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期主持：江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本期主题：明德的内涵和时代意义
主持人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强调，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本期围绕“明德”问题发表的三篇探讨文章，对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明德意涵的历史演变、明明德于天下的时代意义等问题做了初步阐述，希望能引发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明德孕育于中华民族诞生之初，贯穿于中华文明演化的整个历史进程，它是中国人世代相传的血脉和灵魂，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因和精髓。明德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意涵，但也有融透其中的基本精神。不同时代的中国价值观，既是这种基本精神的传承，也是它的彰显，中华民族精神、中国人民的性格就是在不断传承和彰显明德的过程中凝练和塑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明德在当代的弘扬和创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风尚和培根铸魂，就是“明明德于天下”，而这正是今天我国道德和文化建设所追求的目标。
明德的基本精神
明德，是彰显于天下的大德，这种大德乃是对人的善本性加以发扬光大所形成之德。人的善本性是对天地万物之道的秉承和体现，因而明德乃是与天地万物相通之德、天人合一之德。
“德”作为道德概念出现于殷商西周之际，但“德”的观念源远流长，在《易经》中就包含着深刻“道”与“德”的意蕴，它充分体现了中华先民将德奠基于道的道德观念，这种道德观念就是明德的传统基因。在《尚书》中，“明德”之“明”既作动词用，也有名词的含义。作为动词，明德意指彰明道德，而作为名词，明德的意思是得到彰明的道德。《大学》中讲的“明明德”指的是要将得到彰明的道德广布于天下，即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明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凝练于其中的基本精神数千年来熠熠生辉，不断发扬光大。
“崇道贵德”精神。中国文化把道视为万物的本根，这种道就是终极实在，是中国人追求的终极真理和终极价值。“德”是指对道有所得，即“得”。这种“得”首先是并主要是生命对道的获得，或谓之“天赋之得”。因为有这种先天的禀赋，人后天才能对道有所领悟以至得道。在儒家看来，相对于这种“天赋之德”，对道的领悟、体认和践行之得，可称之为“人为之德”。万物都尊道贵德，人作为万物之“贵”，更应如此。因此，人应该识道、得道、行道，使自己成为有德（得）之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尊崇道、珍视德。崇道贵德充分体现了明德的民族特色。
“自强不息”精神和“厚德载物”精神。这两个命题出自《象传》对《易经》中乾卦和坤卦卦辞的解释。自强不息表达的是道德之人（君子）应追求的乾（天）之德。其基本含义是天道刚健，运行无忒，君子要效法天道，终生自勉前进，不停地发愤图强。自强不息作为一种内心信念和价值要求，是激励人们奋发图强、不断进取的强大精神力量。厚德载物表达的是君子应追求的坤（地）之德。其原意为大地气势宽厚和顺，君子应效法大地，修养厚实的德性，包容万物又载养万物，以完成上天赋予的使命。与“自强不息”侧重于强调个人和民族自立自强不同，“厚德载物”更强调个人和民族要有宽厚友善的道德品格和广阔胸襟。厚德载物与自强不息是明德的实质内涵，它们相互支撑，相互推动，相互激励，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两大支柱。
“明明德于天下”精神。这是《大学》提出的“大人之学”的宗旨和目标，它是一种从修养身心到仁爱他人、从格物到至善的立体追求。“明明德”，就是要彰明、弘扬人内心中得到彰明的德性。而一个人明明德不仅是为了自己具有德性品质，而且是为了爱人，即所谓“亲民”，而爱人正是明明德的体现。个人的德性品质和爱人行为达到的完美境界，就是至善。因此，有志于成为君子的人，在德性和德行方面都追求尽善尽美，使个人彰明的德性见诸德行，惠及他人、民众直至万物，达到“民胞物与”的崇高人生境界。明明德于天下鲜明表达了明德的践履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明德的弘扬
明德作为一种基于道的德，实质上是中国价值观的内核精神，它体现在中国不同时代的不同价值观之中。
在远古的尧舜禹时代，明德体现为一种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以“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为追求、高度重视“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推崇德治，“明刑弼教”。夏商西周在弘扬远古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天命观和宗法制度为基础、以维护王权统治为中心的价值观。它在进一步强调德治的同时凸显了社会规范的作用，以礼治作为德治的主要手段。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形成了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皇权专制主义价值观，它旨在维护皇权专制统治，但作为其核心内容“三纲五常”中的“五常”，以及作为礼治和法治基础的德治等，亦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明德内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正在培育并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明德的基本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丰富和创新性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明德在现代文明时代的体现，彻底破除了传统价值观的王权制及其宗法制和天命观基础，使其中的许多糟粕被剔除，优秀的内容得到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取和继承了不少合理的传统价值观念，包括整体为重、以民为本、以德治国、教化为先、其命维新、和而不同、天下情怀，等等。在继承其合理内容的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一些根本性的传统价值观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正是在弘扬明德和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以个人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生态全面改善为主旨，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以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为治国方针。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作为明德传统内涵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升华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这种升华进一步彰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明德根本精神和崇高境界的继承与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尚在培育中的价值观，它也是一个开放的观念价值体系，需要不断从传统文化中和世界文明中吸取营养和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批判吸收了一些外来的先进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在从传统价值观和外来价值观中汲取滋养的同时拒斥、剔除其中的消极因素，才能创造性地把明德发扬光大并无愧于后世地传承下去。
以当代明德培根铸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出了“培根铸魂”的重大课题。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根”就是数千年以来生生不已、绵延发展的明德，它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道德追求和精神标识；“魂”则是正在引领中国走向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是当代中国文化的鲜活灵魂和不竭动力。培根就是要厚植明德，铸魂则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风尚、涵化人心。今天，厚植明德就是要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不断完善它，使之真正成为当代中国人民之魂，成为当之无愧的当代明德。
以明德培根铸魂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而学者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担当。学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构建者、阐释者，也承担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风尚和涵化人心之责。新时代的学者要担当起这一神圣使命，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应有贡献。一方面，要有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勇气和功力，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另一方面，要承担起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履行以德化人、以德育人、以德培元的使命。
我国学界目前还存在着一定的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情绪，这种情绪严重影响了学者对培根铸魂职责的履行，也是导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的重要原因。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唐人孔颖达对“三不朽”分别做了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学者不仅要追求立言，而且要讲究立德、立功，只有同时关照“三不朽”，才能做出不辜负时代和历史的学术精品，才能成为其思想和学说功在当代、利在后世的学术大师。北宋张载（横渠）提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而将生之刚健有为、积极入世的精神境界和处世态度推到了极致。“三不朽”也好，“四为”也好，它们都意味着人的生命虽有终结，但人可以做出贡献永存世间的真学问。这种对真学问的追求，正是古圣先贤超越有限生命而追求不朽精神、超越物质欲求而追求人格高尚的独特形式。真学问才能惠及当代和后世，虚假学问不过是过眼烟云。真学问就是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诉求的真理，就是能够融入明德传统的精华。
“三不朽”和“四为”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达到这种精神境界的前提在于自我完善，在于修身立德。《大学》把修身视为明明德于天下之本，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认为只有认识到了“本”的重要性，才算具有最高的智慧。但是，修身并不纯粹是为了修养身心，而是要明明德于天下。孔子主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孟子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平天下”；《大学》更把修身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根本。一言蔽之，先哲的这些经典说法都是强调学者要有崇高境界和高尚情操。新时代的使命担当要求学者弘扬先贤的宏伟志向和大家气度，修身立言，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学问，努力成为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不朽”学者。而这也正是民族、国家和人民对学者的殷切期待。（作者：江畅，系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研究员、哲学学院教授）
明德意涵历史演变考辨
中华民族有着极其深厚悠久的崇德敬祖传统，这也是中华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所在。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明德精神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经历了萌生、升华和发展的过程。略加追溯和考辨，有助于我们对“明德”的意涵与意义获得更具体深入的认识。
“德”的源始意涵与民族文化之根
尽管“德”字的问世和逐渐定型，始于有文字记载的殷商，成于西周，但“德”的观念，则渊源悠久，虽然不同的文献具体说法有所歧异。按照《国语晋语》的记载，早在黄帝、炎帝时代，中华民族诞生伊始，便有了“德”的观念。其中司空季子之语，有助于我们追索“德”的最原初含义：“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此处所谓“德”，究竟是氏族图腾，还是各氏族所敬奉的特有神灵和祖先神，或其所特有的禁忌、习俗、规则，抑或是所有这一切的统一体，论者各有解释。这提示我们，所谓“德”，其源始的含义应是使一个族群成为其自身的特有标志、精神特质，“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反之，“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随着部族的不断融合统一，这种既有外在象征，更为全体成员所共同尊奉之“德”，也随之不断融合，逐渐孕育形成中华民族之不同于他者的特有的精神特质，从而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之根和民族之魂的胚基。远古时期华夏先民所尊奉的这种“德”的观念，应是“明德”传统得以形成的文化之基。
这种最初的“德”，当然更多的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尚不蕴含明确的善恶是非的价值取向。虽然不属于物质生活资料，但它同样是一个族群生存、延续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它形成的巨大内在凝聚力和向心力，将每个成员凝聚起来，组成一个族群整体，进而维护并巩固族群社会生活的秩序，使每个成员得以在整体中、通过相互协作而赢得生存，并找到自身的精神皈依。这应该是《说文解字》关于“德”的解释“德者，得也”的最主要的含义所在。言“得”，莫大于此，其他的含义都应是这一点的具体体现而已。
随着国家的产生，这种包含多层面丰富内涵的源始之“德”，开始分化为不同的形态。而作为由以维持族群生存和发展的精神资源，这些不同因素也自然为人王及其族姓所承袭和掌控，因此，在殷商甲骨文中，天命、商王的祖先神，为政的立场、方略、法则、权能和特性等，成为“德”的不同形式的体现。学界也因之往往各重一面，形成不同的解释。
作为道德概念的“明德”的形成与演进
一般认为，“德”的观念发生重大飞跃应在西周时期。基于对夏商末代之王暴虐失德导致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的总结，周人对原有“德”的观念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造：不仅将各种不同的含义加以融合统一，更重要的是，开始体现出鲜明的价值取向，使之具有道德的意涵，以此表示为政者所应有的向善的德性、行为和举措。其主要含义包括敬天尊祖、保民安民。所谓“明德慎罚”“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之“明德”便是意为“彰明德性”“恪守德行”。与之相应地，“德”字的写法也开始“从直”“从心”，表示其应为为政者所应有的内在自觉取向，是天命所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也因此被称为人心内在应有的“明德”。“既用明德，后式典集”中的“明德”则应指的“澄明之德性”之义。
周人所强调的“以德配天”之“德”，尽管开始被称为“明德”，但其主要是针对为政者而言的，且最终归于天命，即认为唯有有德或明德者，才能赢得天命的眷顾，享有天下就此而言，“德”似仍不免含有工具、手段意味。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孔子，对“德”的概念进一步加以深化和发展：一方面，孔子真正将德性凸显为不只是为政者，而是每个人内在的天命之性；另一方面，赋予德性以新的更丰富的含义，将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规范融入“德”的概念之中，成为其具体的内涵。这意味着，“德”对为政者来说，理当以爱民、安民为宗旨。而作为人皆秉承的天命，每个人都应以此不断完善自身。如此，“德”真正成为每个人内在所应有的、构成人之根本特质的明德。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所提出的所谓“德”之凸显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指的应是这种构成人的天命之性的内在明德。
作为这一思想演变过程的结晶和集中表达，《礼记大学》一开篇便将此定为使人之成人的“大学之道”的根本所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作为“三纲领”的具体落实，“八条目”明确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以“明明德”为归宿：“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大学》以此提示人们：对人来说，修身无疑为本，而目标和旨向则应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唯有如此，才能最终“明明德于天下”。
关于“明明德”的两种解释理路
对这一成人、为政的纲领，其后儒家形成了两种各有侧重的解释理路。一种以朱熹为代表，认为“我之所得以生者……其光明处，乃所谓明德也。”它得之于天，其本体之明，未尝止息，只是为人欲所蔽而有时而昏。为学的目的就在于将其重新“发明”出来，以复其初。所谓“明明德”之“明”就在于提撕人的本性。由此，朱熹继二程之后，将亲民释为新民：既然自明其明德，又当推己及人，自是去旧污而成新民，“新民者，所以使人各明其明德也”，最终“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
很显然，朱熹的阐释重在强调“明明德”对于塑造理想人格、促进人的自我完善的意义。这一阐发将孔子和孟子所倡导的儒家“明德”思想的核心意涵充分凸显出来，为人们追求理想境界指明了方向。
而王阳明关于“明明德必在于亲民”的阐释，揭示的则是儒家“明德”思想的另一层面的意涵。对作为修养功夫的“明明德”来说，君王及各级为政者，理应起到垂范表率作用。为政者只有先自正其心，才有资格并有效地正人，正如孔子所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而就“明明德”的现实指向而言，则应在于造就合理和谐的社会秩序，造福于万民。所以，儒家“明明德”主张首先是针对君王及为政者而提出的，且是其另一层重要内涵所在。周人将天命与明德统一起来、以明德确定天命所归的“以德配天”思想，就首在针对君王和贵族而设的；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荀子，在先秦儒家那里，这一点也是明确且始终一贯的。郭店楚简《尊德义》开篇所言“尊德义，明乎人伦，可以为君”，意在强调的正是这一点。
王阳明的阐释，所揭示的正是“明明德”思想的这一层意涵和旨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如此而将“修己”与“亲民”、人的自我完善与造福天下更切实地统一起来，将“明明德”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就其萌生的文化之基而言，“明德”或“明明德”意味着对民族文化之根的肯认、持守和弘扬，通过“明德”来造就理想人格、促进人的自我完善，有益于塑造并升华民族之魂，为中华民族复兴奠定深厚之本。如何更好地发掘并激活这一珍贵的传统文化资源，以实现为民族培根铸魂之目标，正是时代赋予广大文艺与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作者：储昭华，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明明德于天下”的时代意义
古人提出“明明德于天下”这一主张的主旨，是要人们将自己彰明的德性推及天下，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修其身，然后渐次齐其家、治其国，以至平天下。“明明德于天下”是古代先哲为修身成人、经邦济世立下的宏愿，也为人们报效国家、胸怀天下指明了方向。千百年来，它成功地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圣贤的道德人格，造就了独特的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我们的一份宝贵精神滋养。弘扬明明德于天下这一历代先贤的宏伟志向，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崇德修身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做人之道是一个大问题。《礼记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三纲领”中，“明明德”居于首位。按照朱熹的话来说，明德者，乃人之所得乎天、人之本质者也。德不明、身不修，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就会迷失方向，从而莫衷一是，行无依归。明明德是一种道德理性的自觉，旨在将被现实污染的内心本有的德性彰显出来并发扬光大，从而使天下人都得到“明德”的惠泽和照耀，以达到协和万邦、治国平天下。而修齐治平、德泽天下的根本在于修身。修身则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成“内圣”，“内圣”的核心是“仁”，所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就是这个道理。古人强调“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现在说来就是“修德以做人”。
明明德首先在于修德。所谓修德，就是要提高道德修养、行善积德。凡事求诸己，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凡事须“慎独”，以高度自觉的态度谨慎处事，严格要求自己。其次，明明德需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所谓明大德，就是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有理想、有信仰、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敢于担当。所谓守公德，就是要遵守公共领域的道德。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就是践行党的宗旨，对党忠诚、为党尽职、为民造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于文艺和理论工作者来说，就是要文以载道、士以弘道，为人民抒写、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所谓严私德，就是崇德向善，砥砺品行，严于修身，阳光做人。“道不可空论，德不可空谈”，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平凡的岗位干起，积小德成大德，以明明德来严于律己、学以成人，这就是做人之道。
建功立业
明明德于天下不仅是修德做人之道，也是治国安邦之良方。在《礼记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视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在“八条目”中，“修身”为本，“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用。在中国古代，家国同构、家齐国正、国好家好是传统社会的一大特色。常言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同时，“德”在传统社会中常常扮演着重要角色。德治和仁治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几乎被后世每朝每代奉为治国安邦的圭臬。对于为政者来说，需要做到为政以“正”，端正自己的品德，力求作风正派，这样才能上行下效、才能使政令畅通；也要做到为政以“德”，对老百姓以道德教化为主，尽量减少刑杀，唯有在教化无效的情况下，方能辅之以刑罚。对于士大夫阶层来说，其人生最高境界就是治国、平天下。而治国、平天下则需立德、立功、立言，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总之，在先贤看来，“好社会”应该是一个崇德尚善、知耻行善、廉洁奉公、和谐统一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社会。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方面对国家和社会的德性进行了“描绘”，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方面对全体公民的德性和品格作出了要求。明明德于天下，最根本的就是要抓住“理想信念”这一灵魂，培根铸魂、补钙壮骨，牢牢把握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身心、融入家庭、融入社会，引领生活。明明德于天下，必须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守正道、追求真理，关注社会、聚焦现实，为国为民分忧、讴歌时代。明明德于天下，必须要在全社会营造明礼知耻、崇德向善、遵德守法、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用明德引领风尚，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广泛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能量。
追求至善
对社会而言，至善就是社会奋斗的目标，当代中国的至善就是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古往今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从未停息和间断过。在《礼记大学》中，“八条目”意在通过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从而达到己立而后立人、己达而后达人。这种修己、安人、治国、平天下的全过程与“明明德”的独善其身和“亲民”的兼济天下相呼应，最终达到“止于至善”。这种“至善”之境是安伦尽分、与人为善、厚德载物的“好生活”之境。在这种“好生活”境界中，“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其实，中国传统社会对“好生活”的向往一直是人们奋斗的目标，人们心中的“好生活”应该是物质生活、道德生活乃至整个生活的“好”。在“好生活”中，社会个体良好的品德，即灵魂的善是最本质的“好”。显然，“好生活”意涵“合乎德性的活动”，“生活得更好”依赖于人类智慧、劳动创造和德性践履。
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包含着个性的解放和德性的完善，要达到“美好生活”状态，必须具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外部实践条件，同时也要明明德于天下，以提升人的思想修养、道德境界等内在因素，使社会成员成为负责任、有德性、有智慧之人。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才能使人民的美好生活得以充分体现。 （作者：伍志燕，系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 2019-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