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诈骗,怎么治?

张兴华

据报道,家境贫寒的山东临沂18岁女孩徐玉玉,今年高考被南京邮电大学录取。但就在报到日将近之际,她接到一通号称要给她发助学金的电话,信以为真,结果被骗走9900元学费。当天傍晚与父亲报警返家时她伤心欲绝、突然昏厥,抢救两天后心脏骤停离世。此事引发了教育部、山东警方等方面的关注。同日,临沂另一名女生也遭电话诈骗,家里凑的6800元学费被骗光。一时间,关于电信诈骗、个人信息泄露、防骗教育等话题,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

 

新京报  

终结电信诈骗,别再以生命为代价

      在最灿烂的年纪,却吞下社会幽暗角落孳生的恶果,这不只是徐玉玉的悲情,更是社会的悲剧。

      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说,对于每个个体的命运而言,一切冤屈都是深刻的、清晰的、绝对的。特别是对于寒窗苦读十余年、背负着改变命运期许的徐玉玉,被骗走近万元学费的痛,是彻骨的、摧残式的,很难用“塞翁失马”之类的治愈系生活哲学轻易抚平。

      更别说,徐玉玉命殒诈骗,有着根植现实的发生逻辑:刚成年、涉世尚浅的准大学生,来钱不易,三观也处在“纸上得来”的阶段。他们不懂骗子“精准诈骗”的套路,一次血洗式诈骗,足以令其精神支点坍塌;何况徐玉玉家境捉襟见肘,被骗近万元带有某种末世之灾意味。对压力末端承受者的她来说,这是一场不亚于“天塌下来了”的深重劫难,重到可以让她喘不过气,所以死前她还发出令人心碎的感慨:“咱家都这样了,为什么还有人来骗我!”

      在最灿烂的年纪,未被这世界温柔以待,却吞下这个社会的幽暗角落孳生的恶果,绝望地含恨而去,这不只是属于徐玉玉的悲情,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剧。本质上,以死承受了这昂贵“教训”的徐玉玉,是在以个体生命为电信诈骗埋单。

      徐玉玉死亡链上,罪魁祸首当然是电信诈骗,但另一端还站着助学金信息的泄露者。若非信息被泄露,诈骗电话也难定向制导。至于电信诈骗,早已让公众陷入言说疲劳,对其溯源,就在于通信运营商监管疲软:尽管目前国内有虚拟运营商行业首个“警企合作反通信网络诈骗合作机制”,可现实是,170/171等号段仍打不死,实体运营商将号段租给虚拟运营商后,也未充分尽到“清理门户”的义务。

      电信诈骗让人吐槽无力,但徐玉玉事件如今已集聚起公众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愤怒,这应该是个节点。徐玉玉遭诈骗离世,就是魏则西式的人间惨剧:魏则西在被虚假医疗广告骗了后曾感慨“人性最大的恶”,而徐玉玉也对这种恶,体味尤深。前者最终推动了制度层面亡羊补牢,如竞价排名监管制度化,徐玉玉之死又是否会激起类似的治理机制变革涟漪,也该有个肯定的答案。(本文系新京报社论,有删改)

 

南方都市报

公民信息泄露乱象须根治

      电话诈骗,不是什么新鲜事。接到诈骗电话,不管是“猜猜我是谁”“明天上班来我办公室一趟”,还是中奖喜讯、航班改签,总有不上当的,也总有不小心中招的,接下来该怎么办?暗自庆幸,挂掉电话骂几句脏话?或者是自认倒霉、从此对陌生号码心有余悸?

      就在徐玉玉被骗的前后,有多起电信诈骗、甚至同样是大学生被骗的案件被爆出。不少论者都在说,“大学生提高防范意识才是重点”。经过又一轮个案引发的公民信息安全讨论,如果最终落脚点再次回到“大家都小心点”这样的彼此提醒上,公共讨论的成果显然乏善可陈。

      电信诈骗犯罪,看起来现有执法力度似乎无法强有力遏制,而公民信息泄露,甚至都找不到责任的源头,这就是目前此类社会问题最尴尬的现状。在媒体调查所梳理的电信诈骗利益链、甚至直接就是案件线索的描述中,对电信诈骗、公民信息泄露的犯案步骤、细节都披露得非常清楚,执法部门是否可以按图索骥、或者说在媒体之前、在徐玉玉们遭遇侵害之前介入调查?

      围绕徐玉玉案的讨论,有法律专家指出,“《侵权责任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仅停留在原则层面,缺乏操作细则”,对侵权责任人则缺乏明确的制裁规定。201511月,《刑法修正案()》将泄露公民信息行为入刑。法律规范的细化永无止尽,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只能被动等待。立法或许需要继续跟进,但这并不是执法粗疏、有法不依甚至对相关犯罪行为打击不力的抗辩理由。

      希望可以通过徐玉玉案催生一个“徐玉玉条款”,并不是说要有多少新的法律得以出台,而是要让散落各处的现有法律和制度规范,可以借此梳理出一套完整、严密、可执行的操作规范。一旦有新的案件发生,可以有一视同仁的接案、启动侦查程序,不仅能抓获电信诈骗的犯罪嫌疑人,还可以按图索骥找到公民信息泄露的责任人,个案责任人得到法律惩处,制度疏漏得以堵上。(本文系南方都市报社论,有删改)

 

    防骗也是重要一课

    张兴华

      我国民间有句俗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现在的问题是,“害人之心有之,防人之心无之”,才导致被骗事件愈演愈烈。

      诚然,铲除诈骗是一个需要多方通力配合的社会课题。对行骗者及相关人员,该追究的追究,该判刑的判刑,该偿命的偿命,多管齐下,严厉打击,很有必要。另一方面,减少和拒绝受骗,却是一堂校园里不应缺席的实践课。学校既要教科学、讲文化,也要让学生明是非、辨善恶。

      教育说到底,就是平衡地提高人的素质。素质作为综合概念,既包括唤醒自我的善良,也包括抵制他人的邪恶。

      反观现实中的教育,往往注重了前者,比如“诚信教育”,这固然必要,得需改进和加强;但同时也不应忽视后者,及时跟进“防骗教育”,决不能让学生们知识文化成了年,社会经验迟迟未成年。

      “什么话可以信,什么话不可信”,与“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同等重要。大学校园中,一位辅导员为即将进入校园的孩子上了“开学第一课”,早早为学生们断了不切实际的贪欲和念想:不要奢望天上会掉馅饼!假设真的掉馅饼,也砸不到你的头上;假设真的砸到你的头上了,也不是真的馅饼。

      自我杜绝贪欲和占便宜的念想、保持警觉,就是自我设置上一道防骗、治骗的护墙。希望校园中的防骗教育课,在面上更普遍,在方法上更多样、在措施上更得力和切实,让行骗者无缝可藏。(作者系本报记者)

中国教育报 2016-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