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上）
讲仁爱 重民本 守诚信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2月在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习总书记用六句话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概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一概括言简意赅，意义重大。
为了深入领会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本刊约请来自国学界的六位院长，对这六句话分别进行解读，以飨读者。
本次笔谈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杨慧林院长策划，特此鸣谢。
仁爱：中国人固有的根本
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院长 郭齐勇
“仁爱”是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孔子之前已有了“仁”的概念与“仁爱”的思想，孔子第一次明确地把“仁爱”作为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把“仁”界定为“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又提出了“汎（即泛）爱众而亲仁”的思想。孔子高度肯定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行为，强调“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他反对滥用权力，以随意的态度使用民力，主张以庄敬的态度尊重、呵护百姓。他讲五种美政“恭、宽、信、敏、惠”，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批评不教而诛等虐、暴、贼、吝四种恶政。唐代韩愈的“博爱之谓仁”即来自孔子的“泛爱众”、爱人民、保护老百姓的思想，可见“仁爱”是普遍性的爱。朱子说：“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
“仁”的内涵包括了尽己之“忠”与推己之“恕”，这两者是一体之两面，是互动的。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自己想要在社会上站得住，同时也想到别人，让别人也站得住；自己想通达起来，同时也想到别人，希望别人也通达起来。另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也就是尊重、宽容别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指出：“‘为仁之方’在于‘能近取譬’，即谓为仁之方法在于推己以及人也。‘因己之欲，推以知人之欲’，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所谓忠也。‘因己之不欲，推以知人之不欲’，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所谓恕也。实行忠恕即实行仁……孔子一贯之道为忠恕，亦即谓孔子一贯之道为仁也。为仁之方法如此简易。”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乃是仁的本旨。‘立’是有所成而足以无倚；‘达’是有所通而能显于众。自己求立，并使人亦立；自己求达，并使人亦达；即自强不息，而善为人谋。简言之，便是成己成人。‘能近取譬’，则是为仁的方法，即由近推远，由己推人；己之所欲，亦为人谋之，己之所不欲，亦无加于人。”爱人就要善为人谋，成己成人成物。
儒家讲“仁爱”讲得很平实，从每个人对父母、亲人的情感开始。“仁”是以亲爱亲人为起点的道德感，首先是孝敬父母、尊重兄长，然后把它扩充出去。孝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爱父母兄弟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基础性的情感，是人们对爱的生命体验的开端。人能够以这种爱为基点，然后推己及人。至于儒家的爱亲，并不是无限度的，它是有一定的节制与尺度的。孝悌只是“仁爱”中之一，并不是“仁”之全部，恰如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由爱亲人推到爱陌生人，由爱百姓推到爱万物，爱草木鸟兽、瓦石山水。宋儒张载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是一种宇宙家族的思想，包容性很强，表明天、地、人、物、我之间的情感相通，痛痒相关，表达了一种普遍的同情心、爱心与正义感。这也就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谓生态环保的意思。
历史上，在中华各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仁爱”逐渐成为传统价值体系的内核。广义的“仁”包括仁、义、礼、智、信“五常”，狭义的“仁”则是五常之一。“仁爱”也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四维八德的基本精神。“仁爱”思想具有草根性，是各民族老百姓的基本诉求。各种蒙学、家训及口耳相传的人文教化，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把这种大爱精神普及到千家万户，传承于世世代代。“仁爱”也是历朝历代官德的中心内容，为官之道首先要讲爱心，关心百姓疾苦，仁民爱物。“仁爱”在今天公民社会的公德重建中有着巨大的生命力。
在中外各文明对话、交融的过程中，“仁爱”思想及其“忠”与“恕”的价值原则，一直起着积极的作用。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的“慈悲”与儒家“仁爱”相辅相成。伊斯兰教的教义也讲“仁爱”，古代有的回教思想家融通儒回的“仁爱”，有很多建树。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儒耶两教在“博爱”与“仁爱”的异同上有争论也有融合。在世界各种版本的《人权宣言》中，在《世界伦理宣言》中，中国的仁爱忠恕之道都成为其中重要的精神或原则。
“仁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现代社会、国家、个人的发展，必须以“爱人”“成己成人成物”为前提与目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仁爱”是二十四个字的总的基础，尤其是“和谐”“公正”“敬业”“友善”的发祥地。
民本：源远流长的思想明珠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院长 朱汉民
民主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民主不仅是近代先进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同时也是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是做好社会主义民主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重要途径。
民本思想在中华文化史上源远流长，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在几千年的中国政治思想传统中，民本是其中最耀眼的思想明珠，蕴含着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西汉贾谊在《新书·大政上》提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这是古代民本思想的一个概述。进一步分析，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包含着下列几个最重要的观念。
第一，“立君为民”的权力来源观念。国家与君主的权力来源于哪里？民本思想的倡导者坚持一切政治权力的依据来源于人民。《荀子·大略》载：“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君主总是以上天立君并使之获得政治权力，但是“天之立君”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人民。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民贵君轻”是中国古代最精彩的民本思想命题之一，其核心理念是：在追溯政治权力来源的意义上，人民的重要性要高于国家政权，更要高于君主。
第二，“民为邦本”的国家基础观念。国家政治的基础是什么？中国传统的思想家、政治家认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理念，意思是只有人民才是国家体系的基础、政治稳定的条件。作为统治者要认识到人民力量的重要性，即如孟子所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尽管他们也相信“天”“天命”，但是他们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也就是说，最终决定国家体系、政治稳定的基础，只有人民。
第三，“爱民养民”的执政目标观念。执政者的目标是什么？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也就是说，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比尧舜还强的圣人。儒家主张执政者应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是必须确立的执政目标。
总之，“民本”的基本价值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上几个方面，包括“立君为民”“民惟邦本”“民贵君轻”“敬天保民”“仁民爱民”等重要古训，表现出人民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民本”思想揭示了深刻的执政规律，约束了政治权力和顺应了民意，维护了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存在重要缺陷，最为突出的有两点。第一，民本思想虽然强调了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政治的基础、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执政的目标等，就是说肯定了现代民主理念中的“为人民的统治”（for the people）的问题，但是缺乏“人民的统治”（by the people）的理念，而完整的民主理念应该是包括“为人民的统治”（for the people）与“人民的统治”（by the people）。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专制君主也能够接受并倡导民本思想的原因。
第二，民本思想虽然肯定了现代民主理念中的“为人民的统治”（for the people）的问题，但对于如何落实以民为本的问题，民本思想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切实可行的权力制约及其制度设计的方案和步骤。提倡民本思想的士大夫更为关注以思想道德解决政治问题，而没有从权力制约及其制度设计上落实以民为本的问题，故而大大削弱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政治作用和历史影响。
上述两点，使得我们在建构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政治价值观时，必然选择“民主”而不是“民本”。但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民主理念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我们应该继承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关于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政治的基础、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执政的目标等“为人民的统治”的重要理念，要充分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潜在价值和现代意义。另一方面，我们则是做好由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向社会主义民主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重要工作，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的民主理念，所以我们应该将“为人民的统治”与“人民的统治”结合起来，并且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为人民的统治”与“人民的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诚信：一脉承传的立人之本
山东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院长 王志民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中，诚信这个古老德目被列入了倡导的公民价值准则之中。《管子·枢言》云：“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历史积淀了其丰厚的文化内涵，时代又赋予其鲜活的历史使命。
在中国可靠的文献记载中，诚信的思想出现很早。最早的文献《尚书》中，有赞扬帝尧“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尧典》）的记载，《尔雅》释曰：“允，信也；允，诚也。”意谓尧“诚信恭谨，推贤让能，光照四方，道通天地”。在商汤对臣民的誓言中，也有“尔无不信，朕不食言”（《汤誓》）之语，说明，早在五帝、三代时期，诚信即已是为政者治国理政之本。
春秋时期，王命不振，诸侯纷争，诚信成为一个国家能否生存的根基，这是诚信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左传》中，“信”字出现了216次，“信，战之器也”“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等话语，屡出君臣上下之口。诚信思想在政治、外交、军事层面的重要价值得到充分挖掘和运用。
对诚信从道德伦理上进行深入论析、系统阐发、大力推扬的是先秦儒家学派。孔子在《论语》中，38次提到“信”字，“信”是出现率最高的德目之一。他从多个方面阐述“信”的丰富内涵和重要价值，并将“信”作为教育学生的四大科目之一。“信”被列入为人最基本的“五德”：“恭、宽、信、敏、惠”。以子思、孟子为代表的思孟学派，是先秦儒学发展中承先启后、影响最大的学派，其对诚信思想体系的发展贡献尤为突出。子思在《中庸》中，首对“诚”作了哲理、伦理的深入阐释，将其提升到“天人之道”来认识，“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传承发展子思“诚”的天人之道，将天人合一统一于至诚之境，并论导之，提出：“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离娄上》）他还发展了孔子的诚信思想，将“朋友有信”提升到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并列的“五伦”之中，成为整个社会关系的道德基准。荀子对诚和信的思想各有深入论析，进一步将孔、孟提出的“朋友有信”的道德要求扩展为商贾、百工、农夫等各种职业的道德准则，提升、巩固了诚信的社会人伦道德属性。
需要说明的是，先秦诸子中法、道、墨、杂等各家虽然主张各异，但对诚信思想都高度关注，各有论述。例如《韩非子》中“信”字出现149次，为诸子之最。被郭沫若称为各家思想“杂盛于一篮”的稷下学论文总汇《管子》一书，对“诚” “信”论述亦颇多。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不但大量论及诚与信，且有《贵信》专篇以论诚信。可见，“诚信”是百家思想的一个核心理念。
汉代“独尊儒术”，诚信被列为“三纲五常”之一，成为国家社会道德伦理的纲常规范，历代传承，弘扬光大。
从诚信思想的形成、发展和传承看：其一，诚信有丰富内涵。它由诚与信两个既有差异，又相互联通的道德范畴融为一体。大致说来，诚，既有外在的“真实无妄”（朱熹语），又有内心的真诚、忠实、专一，重在内心修养。信，既讲外在的“言忠信”（孔子语），又有内心的信任、守信、不欺，重在为人准则。而诚信相通，“诚则信矣，信则诚矣”（程颐语），诚是信的前提，信是诚的保证；诚是信的内在自觉，信是诚的外在展现。诚是神，信是形，诚信合一，立德立人，形神兼备。
其二，诚信是为人之本、立国之本。孔子有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孔子语），“守之以信，守之以礼”（《左传》）。作为个人的道德修养，要“身致其诚信”，“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礼记》）。为政者，要明白“民无信不立”（孔子语），“信，国之本也”（《左传》）。总之，诚信既是治国为政之本，也是进德修业之根。
中国是个有着诸多优秀传统美德的民族，历经数千年的社会发展、文化变迁后，许多德目已留在了漫长的历史话语中，唯有诚信，历久益丰，历久弥新，成为我们今天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准则之一。这既说明诚信是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丰富精神滋养和珍贵的文化资源，也标志着我们今天在面对社会巨变、文化转型、全球化的背景下，继承、发展、创新诚信文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建设诚信社会、诚信政府、诚信企业、诚信家庭，人人诚信是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根本所在。
（下）
崇正义 尚和合 求大同
正义：核心价值观的牢固根基
中国孔子研究院教授、院长杨朝明
近代以来，我国学人多以西文“justice”一词为基础谈论“正义”问题，大量引进西方的“正义”理论，许多社会问题的论述也以此为依据而展开。殊不知，我国的“正义”学说更加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更重要的是，它是我们核心价值观念的深厚土壤和牢固根基。
早在尧舜时代，“义”就已经是人们谈到的重要命题。后来，“义”作为“五常”之一，又成为极其重要的道德范畴。在我国的早期论述中，“义”就有“正义”的意义，《中庸》说：“义者，宜也。”“义”一定正，不正何“义”？所以《墨子·天志下》说：“义者，正也。”“义”包涵人之行为的正当与公正，也包涵社会制度评判上的合宜与公平。认真对比分析，不仅西人“正义论”的基本内容尽在其中，而且意涵更加丰富。
首先，正义是天下和谐、和顺的前提。人类文明的普遍法则与基本价值在于公平和正义，它首先表现为社会秩序上的和谐与和顺。孔子、儒家追求“天下为公”，“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媚”，“唯公然后可正天下”。“义”意味着“公”，我们今天追求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都以“公义”和“正义”为前提。人人“讲信修睦”，社会和谐，人心和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孔子家语·礼运》），这是历代中国人的社会理想。只有安定才能前进，只有和谐才能发展，只有“天地位”才能“万物育”，《墨子·天志中》说：“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荀子·赋篇》说：“行义以正，事业以成。”贾谊《新书·威不信》也说：“古之正义，东西南北，苟舟车之所达，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义”是历代国人的共同价值追求。
第二，正义是人之为人的社会性要求。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家学说，其突出特色在于思索人性与人的价值，思索“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礼记·冠义》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礼运》说：“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儒家特别关注与“人情”相对的“人义”。所谓为人之“义”，无非是要求人们行为合乎道义，遵守礼义，即所谓“强而义”（《尚书·皋陶谟》）、“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尚书·仲虺之诰》）。当“义”与“利”冲突时，要“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在个人修为方面，要明理正心，推延亲情，放大善性，循道而行，以“止于至善”。我国历代士人道义为先的价值取向、舍生取义的大丈夫精神，影响既深且广，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第三，正义是社会伦理中的责任担当。“义”的内涵规定性要求社会成员“轨于正义”（《史记·游侠列传》），遵守人伦秩序。解决了基本的“人之为人”的问题，还需要有更高的要求，这就是要履行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殷商鼎革之际，姜太公告周文王以“至道之言”，说“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六韬·明传》），无论提升国家治理境界还是个人成长，“义”都是要认真强调的道德人伦责任。孔子儒家主张为人处事要符合“中道”，“中”首先是其思维或行为的正当性、合宜性，它要求人们认真把握“人心”和“道心”的统一，思考“人欲”和“天理”的平衡，这便是处事之“中”的问题。这个“中”一定要合乎“义”的要求。作为社会角色主体，人应有履行社会义务的自觉性、能动性。
通过对我国传统“正义”观的梳理看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一定是崇尚正义的国度。在这样的国度里，社会成员应按照个人的社会角色自觉修行，善养浩然正气，以天下为己任，勇于担当，爱国敬业，信义至上，不偏不颇。正义是诚信之本、友善之根，在弘扬民族精神和重塑价值体系的过程中，人们要遵循正义性原则，富于奉献精神，自觉履行社会义务，使义利有机统一，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使社会公平与公正得以维护。
和合：中华心 民族魂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教授、院长张立文
和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基本理念与首要价值，是中华文化的时代精神与生命智慧，她是中华心、民族魂的体现，是当代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中华民族是善思的民族、智慧的民族，自古以来她为人类文化贡献了一系列思想大师、科技发明、艺术创造、文学名著，而居世界鳌头。和合一词最早见于先秦典籍《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和合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伦常道德，百姓得到保养。稍后《管子·幼官》《墨子·尚同上》都讲和合。和合的现代意义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间诸多形相、无形相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化过程中诸多形相、无形相和合为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
“尚和合”所尚者有：一是和生并育的宇宙观。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西方从古希腊柏拉图到费尔巴哈都认为由一个唯一的形而上本体派生的，犹如上帝造万物。中国智者认为“和实生物”。和何如生物？“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多元（五行）差异事物冲突融合而和合成万物。《周易》说：“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天地男女是阴阳两极，多样冲突，通过絪缊、构精的融合形式，和合而化生万物，各种差异，矛盾事物共同发育而不相互戕害，而开出海纳百川的多元性、包容性的中华民族独特的理论思维方式，与西方由唯一的形而上本体或造物主创生万物的思维方式所造成的排他性、独裁性异趣。
二是和立不朽的人生观。人观照自我生命价值，为实现人生价值所构成与自然、社会、人际互动的关系。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即人活着为什么？立为酒色财气，还是立为人民、国家、民族。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这几希的价值就在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所以贵是因为人“禀阴阳之和，抱五行之秀”。人“三十而立”，对家庭、社会、国家便要负“匹夫有责”。这个责任，就如《左传》所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人的三不朽的人生价值与日月同辉。
三是和达共赢的发展观。孔子说：“己欲达而达人。”自己发达也要使他人发达。《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达共赢是天下普遍通达的道路。在全球化信息革命时代，国际社会已成为像“太极图”一样，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唯有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人类才能共同绘出文明、幸福、美好璀璨的画来。
四是和心中节的心灵观。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人为贪欲心的财、色、权所迷而不自觉，而导致扭曲人性，破坏心灵的宁静、平衡、和谐。《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七情发出都符合一定节度，而不超过或不及，这便是和心，或曰中和、中庸。如何中和？唯有做到知足知止知觉三知，才能过财、色、权三关；唯有积善集义而养心，中和求放心，孔颜之乐而乐道，才能营造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五是和爱公正的道德观。道德观是指协调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间关系原则的总和。其宗旨和价值目标是和合。孔子讲：“泛爱众。”墨子讲：“兼相爱。”“仁民爱物”，才能实现“天下为公”的公平正义。唯有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精髓，和不忍人之心的和爱，才能使人类生生不息；“仇必和而解”，才不会发生大屠杀的惨剧。以和爱公正化解痛苦、烦恼、焦虑和冷漠，以和爱公正救赎谬误、过错、自杀和杀人，让爱心公正使和合心灵世界和乐无穷。
六是和处合作的国际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协和万邦”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指导自身行为和化解国家、民族、种族、宗教之间冲突的原则；以“和而不同”原则与世界各国、民族、地区、联盟、宗教和平共处；以亲、诚、惠、容、深化与周边国家互利合作；以“和衷共济”原则与世界各国、民族包容互鉴、互利共赢、互信安全、合作发展，以维护世界和处。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时代潮流，有和平环境才能发展，动乱战争只能是破坏倒退；合作共赢才能发展，对抗、冲突是破坏发展，导致落后危机。之所以如此，而没有体认“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古训，他与他者之间是平等的，国家、民族、宗教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有平等的权利、机遇和义务；“以他平他”就要尊重他者，尊重生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建设无杀人、无说谎、无偷盗、无奸淫的天和人和、天乐人乐的天人共和乐的和合世界。
大同：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梦想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任
儒学研究院院长 王博
自古至今，大同一直是中国人关于理想社会的梦想，并不断地被注入新的内容和精神。《尚书·洪范》最早提到了“大同”一词，用来描述王、卿士、庶民和天地鬼神同心同德的状态。但真正用大同来指称某种社会理想的则是《礼记·礼运》，该篇云：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大同是在和小康的对比中提出，以彰显出其伟大之精神。小康社会奠基在家、国、天下的基本社会结构之上，以宗法制度和伦理为核心，以区别和差等的精神来构造世界。其具体的落实便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等代表的三代之治，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第一，天下为家；第二，礼义为纪；第三，兵刑为用。这正是三代之治的基本现实。与此相对，所谓大同，正如这个名字本身所包含的，克服了家天下制度下包含的亲疏远近等区分，打破人我的界限，以成至公之境。其特点是：第一，天下为公；第二，选贤与能；第三，各得其所；第四、世界太平。其中的核心是与私相对的公，选贤与能主要针对着父子兄弟相继的家天下的权力转移模式，是天下为公的具体体现。
在儒家思想内部，大同和小康的区分既有历史的基础，也有心性的基础。从历史的基础来看，《中庸》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和文武提供的政治典范并不相同，前者行禅让，尚德授贤；后者则实行宗法制度，父子兄弟相继。汉代人常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汉书·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所指即在此。从心性的基础来看，如孟子《尽心下》所说：“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在尧舜和汤武之间做了一个明确的区分。朱熹《孟子章句》解释道：“尧舜天性浑全，不假修习。汤武修身体道，以复其性。”
整体上说，由于家天下历史条件的限制，儒家思想的展开基本上是在小康的范围之内，三代之治成为最基本的政治理想。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思想的交通，大同开始得到关注现实的思想家们的重视。康有为著《大同书》，以西方平等、独立、人权、自由之说，激活传统的思想资源，如《礼记》中有关大同思想的论述和春秋公羊学中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三世之说，以及佛教众生平等之论，结合大同、太平和西方观念，赋予大同思想新的意义。《大同书》的基本线索是，把人类之苦归之于九界，然后消除此九界归于大同。所谓九界，即是九种分别：“一曰国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曰级界，分贵、贱、清、浊也；三曰种界，分黄、白、棕、黑也；四曰形界，分男、女也；五曰家界，私父子、夫妇、兄弟之亲也；六曰业界，私农、工、商之产也；七曰乱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也；八曰类界，有人与鸟兽、虫鱼之别也；九曰苦界，以苦生苦，传种无穷无尽，不可思议。”“何以救苦？……即在破除九界而已。”如破除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之论，而行男女平等之实。其余种族、国家等亦如之。
孙中山也是大同思想的阐发者，曾经手抄《礼记》大同章。大同和来自于西方的人权、民主等一起，无疑是三民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在《三民主义》演讲中，孙中山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孙中山的特点是把大同观念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其最典型的表现则是“天下为公”。
不难发现，在近代到现代的政治实践和思想探索中，大同思想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成为接引西方先进思想的传统资源，另一方面是批判和超越传统专制政治、社会和伦理的工具。总结起来说，大同和小康的区别，使得儒家传统保持了更大的思想张力，包含着超越某种具体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可能性。如在大同观念之下，仁的价值就更可能超越亲亲的维度，转向对天地万物一体的强调；历史上儒家对于君权的维护也更可以转变为当代社会对于民权的重视。相对于其他一些观念，“大同”可以更好地接纳自由、民主、平等、公平、正义等现代价值，在“旧邦新命”中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
光明日报 2014-7-29